【IMI·周末读史】黄达回忆录：童年时的天津“城里”（上） | 忆旧纪年（三）
童年时的天津“城里”（上）
已经过去80 年左右，对于小时候住过的天津市的“城里”，依然有磨灭不掉的印象。
“城里”，在天津，确指一个固定区域。天津，人们习惯称呼它“天津卫”。“卫”表示驻军之地。明初，开始驻军的时候，天津只是农村。为了驻军，修筑了一个“城”。以驻军为目的所筑的城通常较小，天津的城也很小：东西两面各长2 华里，南北两面各长3 华里，周长10 华里。清廷败于八国联军之后，列强要求拆除天津的防御工事，包括城墙。我出生之前，城墙早已拆除。在城墙地基之上，铺了东马路、西马路、南马路、北马路四条马路，每条马路上都开通了环城的有轨电车。原来城墙之内的范围，则叫“城里”。
原来的东西南北四个城门，各在四面城墙的正中。连着东西门和连着南北门各有一条笔直的路，两条路十字交叉。交叉点正中建有一座鼓楼。原来的城门所在地，分别叫“东门脸儿”、“西门脸儿”等等；从四个“门脸儿”到鼓楼的四条街，分别叫“东门里”、“西门里”等等；靠近鼓楼的路段，分别叫“鼓楼东”、“鼓楼西”等等。这四条街的宽度，如果用现在的小汽车来形容，大概是相向的两辆车可以贴着街旁住户的墙根错车，而街两边的行人必须从错车的路段避让开。
鼓楼是一座方方正正的建筑。底座是一座砖砌的高台，略呈梯形。高台底边的宽度大概有三四丈的样子，台高也约有三四丈。高台四面的正中有门洞，南北、东西贯通。门洞顶端起券。那时的印象，门洞比较窄，一般的车子都是绕着楼边走。高台之上有木材建造的方形楼阁。我看见的时候已经相当老旧。房顶怎样起脊，用的是什么瓦，也记不起来了。由于早就不对市民开放，离家很近的鼓楼，我竟然没有上去过。小学时，有一本《乡土教材》，讲到鼓楼，其中特别提及楼上有一副对联，是天津名士韩晓窗写的：“看七十二沽来往帆影，听百零八杵早晚钟声。”至今，提起故乡，就会想起童年，就会想起鼓楼和这副对联；偶然提起这副对联，也会立即回忆起童年和童年时的故乡。
不清楚是上世纪的50 年代还是60年代以阻碍交通为由，把鼓楼给拆了。1996 年，到天津出差，借一个上午到“城里”转了一圈。街道大体依旧，但本来以青砖为基调的街边房舍之间，有不少用红砖盖起的与原有建筑风格极不协调的杂乱建筑，显得很乱。行人好像多了许多，十分嘈杂。特别是鼓楼，变成了一片并不大的空地，光秃秃的让人觉得很不是滋味。前几年，听说鼓楼重建，又去看了看。新的楼比旧的楼不知要大多少倍，华丽多少倍。我走了东门里，老的住宅都拆去了，街道彻底改造，沿街大多是新建的古董文玩店铺，已经找不到旧时的印象。改造的意向，难以理解。
我小时候的家就住在东门里靠近鼓楼的地方。是租房住。租的是一宋姓大宅院中的一个“跨院”。
在我小时的印象中，城里主要是住户，不是商业辐辏之地。至于有没有坐庄的商号，即只招待本行（如粮行、布行、洋广杂货行、五金行等等）固定的批发商人住宿和进行批发交易的商号，已经没有清楚的记忆。那时的商业繁华区，最主要的是在法国租借地以及日本租借地。中国地的集中商业繁华区是在东马路和东门外，北马路的东段和北门外，以及东马路与北马路交会点向东北延伸的“大胡同”。
城里的住户，贫富差别明显。临街有许多大户的住宅。记得在鼓楼东，有聚丰恒杨家，有高台阶王家，有姚家，等等。我家租住的宋家，算富户，但不算是最富有的。富户都有一个气派的大门，有几磴条石铺的台阶，有用雕刻的砖装饰的门楼。门楼里一边有“门房”，是看门的男仆居住、活动的地方；另一边常常摆放着“春凳”——一种又长又宽的板凳。有些大户也住在胡同里。如有一条华家胡同，民国初年有名的大书法家华世奎的老宅就坐落在里面；有一条费家胡同，胡同口立着一个“费宫人故里”的木牌坊。据说李自成进京后发生的“费贞娥刺虎”故事中的费宫人，她的老家就在这条胡同中。富户住的胡同都比较宽，比如可以进出人力车。而贫户大多住在窄窄的、曲曲折折的胡同里，有些房屋破旧矮小，不过大体还称得上是房屋，周边环境好像也有人打扫。在我的记忆中，城里好像没有贫民窟。
城里虽然没有繁华的商业，但散落在街道两旁为当地居民服务的小店铺相当齐全。那时，我们家的消费主要就是靠这些小店铺。
我家对面，路西有一家两间门面的“杂货铺”，卖青菜、油盐酱醋和一些锅碗勺，也卖小五金以及土特杂品之类，如钉子、螺丝、菜刀、案板、扫把、掸子，等等。那时的杂货铺类如自新中国成立之后直至上世纪90 年代中期各城市中的“副食品商店”，但规模较小。
杂货铺卖的都不是太贵的东西，但却是生活不可须臾缺少的。我家是这个杂货铺的基本顾客，每天女佣人都要去这家采购。她们也不时带回信息：来了什么新货物，正是家里必需的；祖母就会让她们再跑一趟去买。现在，不仅这样的杂货铺没有了，而且副食品商店也没有了，替代它们的是遍布各个街区的大小超市。
有一家裁缝铺，在我家的斜对面，有一位裁缝师傅和一张裁衣服、熨衣服的大案子。我家大人要做比较体面的衣服，买了衣料后就请这位师傅到家来量尺寸，取衣料，去加工。家里人也常常向他咨询，什么料子比较时兴，价格贵贱，等等。
那时城里的人好像大多穿旧式的鞋，穿皮鞋的较少。旧式鞋的鞋面有布的、礼服呢的、缎子的，妇女的鞋面大多要绣花。做鞋，先要“打袼褙”，然后把鞋面贴在袼褙上并剪裁成鞋帮。鞋帮还要沿上鞋口——窄窄的一条致密的针织品。这专门有卖的。鞋底有时自己纳，也有现成的鞋底卖。把鞋帮沿上鞋口，然后再与鞋底连接在一起，叫绱鞋。绱鞋要手艺。街对面就有一家绱鞋铺。也是师傅到家里来取鞋帮、鞋口、鞋底（有时他给配鞋口或鞋底），量脚的大小。绱鞋铺是一间黑幽幽的小门面，记得绱鞋的师傅总是佝偻着坐在小板凳上绱鞋。绱好的鞋要“楦”，就是用木制的鞋楦子定型。楦好的鞋子却是非常光鲜好看的。
附近有一家切面铺。切面铺里和好的面要用一根很粗很光洁的木杠子反复地压，如此做出来的面条特别筋道。人们吃面条大多到切面铺去买，很少家里自己擀。切面铺好像还卖吊炉烧饼，两个铜板一个，很好吃。
有一家水铺，卖烧开的水。那时，一般的人家，冬天有取暖炉子的，用炉子烧水做饭；夏天，做饭用柴灶，喝开水就到水铺去买。通常，是用钱到水铺换“水牌子”。水牌子是规整的小竹条，上面有水铺用铁通条烫的可以证明是自己“发行”的印记。记得是，一块钱换一百个水牌子，一个水牌子可以打两大铁壶开水。
附近有一家大饼、果子、豆浆铺，可是记不起具体位置了。天津这样的早餐铺，大体是一个模式。一张烙大饼的铛，有的只是早晨烙饼，有的是早、晚烙，住户不仅买来当早餐吃，午饭、晚饭吃的饼也大多从这里买。一口锅炸果子。果子，在北京和好多地方叫油条。不过形状有些不同：油条是两批儿贴在一起，成棒状；天津的果子是四批儿，每两批儿贴在一起，两个两批儿的头尾连而在中间分开，形成两个半弧结成的橄榄状的环。果子四批儿、油条两批儿，但分量相当。另有两口连在一起的大锅，一口煮豆浆，一口煮天津特有的“豆腐”——比豆浆白许多的水煮嫩豆腐。铺子里摆几张桌子，供来往匆匆的人吃早点。但主要是外卖。这种店铺，往往还卖“嘎巴菜”，是把煎饼切成菱形小片用酱油汤煮开的食品，颇咸。我一直不爱吃它。不过，如果手头拮据，自带一个窝头，配上一碗热腾腾的嘎巴菜，完全可以果腹。记得星期天，祖母会买果子，买烧饼，打豆浆、豆腐，很少买嘎巴菜；改善时，还会买包子。记不起包子铺在哪里了，但也应在附近。
离家不远有肉铺——不加限定词就是猪肉铺。肉铺有一张肉案子，割肉用，有一个肉墩子，切肉片、剁肉馅用。也卖熟肉制品，可能还有一个切熟肉的小肉墩子。不论生肉、熟肉，都用荷叶包。有一家羊肉铺，在离我家较远的东面。天津老住户也吃羊肉，但消费的数量较小。记得这家羊肉铺还订做蜡烛——用羊油做的红色的、白色的大蜡烛。大蜡烛可以点一两天，蜡烛上还可以题上字。我家过春节时，祖母就要订做红蜡烛。
对面有一家饭铺，不作零散客人的生意，只“包办筵席”。住户办喜事、办丧事、做寿、给小孩做满月、做百日等等，会在饭铺订筵席。一两桌筵席，他们做好了按指定时间送；数量大，他们到订户家支锅灶。我们家只有祖母过生日才在他们那里定一桌寿筵。寿筵就摆在一张八仙桌上。有多少道冷热菜记不起来了，但八仙桌面积有限，摆不下多少菜。八仙桌顶多坐八个人，可以上坐的是祖母与贺寿的客人。如果坐不满，我这个男孩子可以有幸陪坐。
我家的东边有一家水果铺，一间门面，小时候觉得它的水果品种多得诱人。水果铺也卖花生、瓜子之类的干果。我那时候只有一两个铜板去买包干果并饱饱看水果的眼福。附近人家，如果需要给亲戚家送礼，就会到这家铺子买水果。那时，送礼的水果，是用蒲草编的蒲包包装。一个蒲包顶多装两三斤、三四斤水果，蒲包包严实了还要用印有店铺名号的红纸盖上，再用麻绳包扎好。糕点店，天津人叫点心铺，似乎不远的地方有一家。送礼，标准的是一提溜水果，一提溜点心。点心，那时主要是大八件、小八件、槽子糕、绿豆糕、江米条、薄脆饼，用一种很厚的草纸包，每包一斤，五包包扎在一起，也要系上印有店铺名号的红纸。为了省钱，送礼的常常要求把四斤点心包成五包。
附近最大的一家店铺是百货店，坐落在古楼东与古楼南两条街的拐角处，与鼓楼的东南角相对。门面有两三间，售卖的货物，用当时的话说，是洋广杂货。包括化妆品、针织品、茶壶茶碗、搪瓷制品、梳子发卡、针头线脑，等等等等。在城里住的妇女之间，常常会传递这家百货店又来了什么新的化妆品、什么新的绣花鞋面之类的消息。妇女们到店里去逛逛，也属一件值得说说的事儿。这家百货店也有些布匹，但品种数量不多。比如，我的祖母，每年都要给自己，给儿媳妇，给孙女孙子，买一年补充服装所需的衣料，有时也要给女佣人送件衣料。这就要到北门外绸缎庄老字号去选购。
这样的百货店，其格局，一直延续到上世纪90 年代。比如北京，每个街区都有一家中型的百货店，经营的商品从针头线脑直至自行车、缝纫机，比我小时候常去的这家百货店大好多倍，但格局一脉相承。后来，大大小小的超市蜂拥而起，老式的百货店迅速退出历史舞台。年青的人一懂事面对的就是超市，就像我们那时一懂事见到的就是百货店，自然之极。可是老年人，现在想买点小商品而在超市长长的货架中蹀躞苦寻又很难寻到之际，总会想起老式的百货店而往往眷念不已。
粮店，据我家较远，在鼓楼西。这家粮店在老天津卫很有名，它卖的粮食品种齐全；卖的棒子面——天津人对玉米面的叫法——掺入适量的豆面，最好吃。小杂粮，消费的数量少，棒子面，保存期限短，都是吃多少，到店里买多少。买大米则往往论包，麻袋包，一百市斤上下；买面粉，论袋、一袋40 市斤出头。论包、论袋，价格稍稍合算一点。买主在店里看好了品种，谈妥了价钱，粮店负责送到家。记得法币改革之际，一袋面粉的价格是两元多一点。面粉袋可以退钱；那时的面粉袋，用的是粗棉纱本色布，不少是留下自己派用场。
文具店，是我和姐姐经常光顾的地方。位于鼓楼南，坐西，有几磴台阶，窄窄的一间小门面。店主人是两位青年，不过在我的眼里，他们已经是“大人”。据说，是兄弟俩，开文具店是为了补充上大学的费用。经常在店里的是弟弟，对我们小学生的态度很和蔼。在我的印象里，我所需要的东西，他那里都有。不仅有一般的文房四宝，和各式各样的小学生作业本，有些特殊的东西，比如手工课所需要的“织纸”、所需要的用来编花篮的细长的纸捻子等等，也有。图画老师要求的图画纸尺寸经常变，什么8 开的、16 开的等等，店主人都会耐心地用整张的图画纸给裁好。当然，更特殊的如上武术课的蜡杆子（一种木棍），是要到很远的店铺去买的。店里经常有非常好看的自来水笔。如果我口袋里有过春节时攒下的压岁钱，也会下决心买一支。但高兴不久往往带来失望。这类价钱贱、小孩买得起的自来水笔都是来自日本，那时叫东洋货，好看不耐用，很快就成了废物。
文具店的旁边有一间镶牙馆。很少看见有人出入。曾在我家多次服务的一位年老女佣人，她就在这家镶牙馆镶了一副全口的假牙。那是在七七事变前夕吧，大约花了二十几元钱。
当铺，这是平常人不情愿去的地方，在鼓楼东有一家。高高的台阶，黑幽幽的门洞。门旁边的墙壁，用磨得很平的青色方砖贴面。记不清是左面还是右面，有一个大大的红色“当”字。有几年，我祖母不时要女佣人当当、赎当，去的就是这家当铺。
鼓楼北，路东，有一家中药铺，门面很宽敞，好像城里就这一家。我家有病人，请我的七伯父开了药方，伯父就嘱咐去这家抓药。贵重的药品，他这里没有，要到北门外的达仁堂去买。不同的大夫指定的药铺往往不同。听大人说，药铺给大夫回扣，逢年过节还会送礼。药铺也有小孩可以买的东西，如“猴料”。猴料是几位中药，包括蝉蜕（知了壳），可作猴头和四肢；莘荑，一种小小的毛绒绒的核，可作小猴的身子；白芨，印象是黏合剂。几个铜板可以买一大包，黏小毛猴玩。
药铺隔壁是一家首饰店。我从来没有进去过。记得它的橱窗摆放过用金属彩色小人组成的水漫金山的故事。我常常专门跑到橱窗前流连。
有三个服务行业地位很低贱，但在当时，却在生活中极为重要。
一是送水的。天津城里通自来水，大约是上世纪30 年代中期之后。之前，家家户户用水靠“送水的”。不清楚送水的是从哪里用大水车把水拉到城里。那时城里的路是坎坷不平的土路，下雨则满街泥泞；水车是铁皮木轱辘，动力是人。拉到指定地点，就用木水桶把水挑到附近用户的水缸里。用户则告知次日要几挑水。价格是论挑计。那时，除去烧水做饭，用水都是极其节俭的。
二是送柴火的。用柴灶做饭，在天津城里也持续到七七事变前夕。那时烧的柴火，主要是苇子和麻秆。由固定供给柴火的送，用户与他们商定什么时候送，送多少捆。也有沿街挑挑零卖的，价格比较便宜，但不能保证经常供给。他们对价格可能有个平抑的作用。
三是“磕灰”的。城里没有自来水，难以有现代的卫生间。只是听说租借地的高级住宅区有现代的卫生间，城里的一般人家只有一间仅容一个人的茅房，富户人家会有分男女的两个茅房。茅房里放一个木马桶。旁边堆放着灶膛掏出来的柴火灰。马桶底先铺上灰，大小便后要盖上一层灰。每两三天有固定的人把马桶里的粪便收走。可能是马桶里有许多灰，遂把收粪便的称作“磕灰”的。收粪便用的是人力拉的粪车，他们每进一家会高吼一声“磕灰”，就直奔茅房，把马桶里的脏东西倒在他背着的桶中，然后再倒进停在大街上的粪车里。好像住户并不需要支付费用，因为人的粪便是重要的肥料。
对于这三类服务的人，逢年过节都要有所表示。记得像我们这样的人家，过春节的时候总要分别给一块钱。
责任编辑｜刘光辉
图文编辑｜苗维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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